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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《君道》创刊号

试论易经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关系

 
 

 李守力

    象数派就是自然科学,义理派就是社会科学。

    6000年前的河图易,就是自然科学的开端。易经象数就是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。科学,科从斗,斗表示天文星占,禾指农业生产;学的繁体字“學”,是一位学者(子)在占卜(爻)。所以科学确是源于象数学。

    易学中的象数,是以可感知的形下器物、乃至人事吉凶祸福为对象。易学中的义理,则以形上的道德人伦,即君子之道为对象。象数讲的是事实之必然,义理则着重讲价值之应然。两者同属易学,但对象与层次不同,不能混同。

    三易都是象数理论,但是到了周易时代,孔子注解周易作易传,在这个时候也就出现了义理派。《周易》是经学,讲象数,《易传》是论学,则侧重义理。

    孔子“下学而上达”的心路历程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

    十五至四十,还处于“下学”阶段。五十至七十,才是到了“上达”的阶段。上达经历了三个时期、三个层次,并非一蹴而至。

    “五十而知天命”,是“五十以学《易》”的结果;因“知天命”而“畏天命”,知富贵“不可求”而“居易以俟命”。这是宇宙决定论思想。因为从这里发现人是有命运的。

    “六十而耳顺”,是知人性的结果。《中庸》说:“思知人,不可以不知天”。在“知天”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“知人”。天地有阴阳刚柔、盈亏否泰、盛衰生灭,这是决定论。人道有君子小人、是非善恶、吉凶祸福,这是价值论。天道不可逃遁,只能趋吉避凶。人道则容许选择,蕴涵自由意志,所以,孔子说: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也。”君子“畏天命”,故“居易以俟命”。反之,“小人不知而不畏”,故“行险以侥幸”。孔子肯定君子,贬斥小人,明显地是一种价值选择。 《中庸》说:“思知人,不可以不知天”。应该说,孔子五十六十,不论知人知天,还只是在宇宙决定论的框架内作出价值选择,即认识到“命由天作”的必然性,与“福自己求”的可能性,因而对人生采取“择善固执”、“依乎中庸”的态度,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”,安于义命。

    到了“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,则已经是超凡入圣,“上达”至自由意志的境界。不逾矩,则一切行为已无太过无不及的偏弊,达到了中庸的“至德”。到此境界,趋吉避凶已失去意义,所以孔子才能够说“不占而已矣”。孔子从知命到造命,从“乐天知命”到“从心所欲”,一共经历了三十年。

    《中庸》说:“苟不至德,至道不凝焉。”达到至德与至道,已经是“显微无间,体用一源”(程颐语),类似庄子《齐物论》所说“得其环中,以应无穷”的圣境,超越宇宙决定论,所谓“超乎象外”(诗品),非象数之所能及了。

    问题是,超越决定论,是否可能?《尚书•大甲》说:“天作孽,犹可违;自作孽,不可活。”《诗经》说:“永言配命,自求多福。”又《尚书•蔡仲之命》说: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。”老子说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《尚书•伊训》又说:“作善降之百祥,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古人所谓“克念作圣”,并非无据可稽。《易》为君子谋,不为小人谋,这一点必须明白。《系辞》讲积善邀庆成名,积恶招殃灭身,是孔子对古圣超越思想的发扬光大。

   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:我们终于看清楚,孔子如何开拓了由决定论上达自由意志的道路,这就是:“择善固执”,“依乎中庸”。老子说:“善者我善之,不善者我亦善之,德善。”智者大师说: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自净其意,是诸佛教。”孔子说:“素其位而行。”老子说:“和其光,同其尘”。佛陀说:“随缘不变。”令人惊奇的是:孔子、老子、佛陀三圣上达自由意志圣境,竟然是殊途同归,不谋而合。这就使我们无法不相信:圣人之道揆一。

    看《易传》,我们可以发现,孔子既讲象数卜筮,又讲道德义理;既讲天道吉凶悔吝,又讲人性是非善恶;既承认决定论,又强调君子之道,追求自由意志。可以说,原始《易经》的基本精神是决定论,而到了孔子作《易传》,才发生了质的变化,即在承认决定论的基础上,强调君子之道,强调自由意志,从而在象数与义理两个不同层面上,消除了事实与价值的冲突,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哲学家的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。在人类思想史上,这不能不说是一桩石破天惊的伟大事件。

    综上所述,可知孔子作《易传》,其内容包括象数与义理两个层次,即观象玩辞,观变玩占,从言、动、器、卜四个方面,以传解经,经传统一。但两者层次不同,有先后轻重之分。《易经》重象数,只论盈虚消息,只求趋吉避凶,其主旨是决定论。《易传》重义理,强调以君子之道处变,从而超越象数,其主旨是价值论。当然,《易传》的目的是“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;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”(贲卦彖辞),超越象数,上达圣境,毕竟不是其应有之义,故孔子并未明言,这一点又不可不知。

    历易汇通与阴阳家 历易同源相涵,所以《易》象数之学包括医卜星相,都离不开掌管星历的羲和之官——阴阳家。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论阴阳家,实际上也就是论《易》的象数之学。《易》与阴阳家并无实质不同。《周官》“太卜掌三易”,就是掌管三种卜筮方法,大概就是太乙、遁甲、六壬三式。不论何种卜法,都离不开历法象数。战国时三易与阴阳家合流,是历易汇流的必然趋势。《归藏》易可能就是在这种潮流中被湮没的。《黄帝内经》干支运气历,大概是由《归藏》易或医易的原型演变而来。它以物候与人身小天地为依据,用干支配合的六十花甲子来纪年、月、日、时,以纪万象生化过程,是一种有别于太阳历与太阴历的特殊历法,即以太阳周天三百六十度为依据的所谓三百六十日法。《黄帝内经》生命哲学思想,是一种极明显的宇宙决定论。

    易学两派的分途发展 汉代以后,《易》与五行干支运气思想结合,与阴阳家合流,散入民间,象数之学大兴,义理晦而不彰,终于形成了经传割裂、分途发展的趋势。 西汉孟喜、焦延寿、京房以卦气占验说易,包括纳甲、飞伏、世应等法,为汉代象数易主流。东汉郑玄以“爻辰说”解释经文,以“五行说”解释筮法,说易一以象数为主,对后世影响极大。汉代以象数解易的另一大家是魏伯阳,其《周易参同契》以爻象论道家丹鼎修炼之术,开启后世道家易先河,深契《易经》象数原首。但儒者囿于门户,多不理解。

    易学中上承《易传》义理以解易的,首推三国王弼。他一反汉代社会拘于象数的阴阳灾变思想,扫象言理,杂以老庄,专明人事,注重形上之道,轻视形下之器,主张得意忘象,得象忘言,揉合孔子《易传》“圣人之道”与老庄玄义,力矫流弊,影响及于隋唐。但王弼挹流塞源,矫枉过正,割裂象数与义理的依存关系,此一偏弊,对后世儒家片面以义理解经的风气,有极大的影响。 隋唐佛教大盛,学者崇尚虚无寂灭之教,《易经》王注以玄义解经,思想与之相应,自受重视欢迎。

    但《易》为探索万象生灭变化之书,象数之学依然受学者与社会重视。李鼎祚纂辑《周易集解》,集汉唐三十五家易说,宗郑玄,排王弼,保存了不少前代资料。此外,僧一行以《易》大衍之数推合律历,是历易同源汇通的典型,也是对象数《易》的杰出贡献。 宋代是易学象数与义理并兴的时代。北宋陈抟、邵雍创立“图书易学”,使象数易出现了新面貌。河图洛书以十(九)个数字表示四象五行,包括时间(时序)、空间(方位)及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行。河图顺时针右旋表五行顺行相生,洛书逆时针左旋表五行逆行相克,其本来涵义是把宇宙时、空、物变化过程量化,与律历、《易》象数并无实质不同。后人不明所以,以致聚讼不休。邵雍以十二与三十两个数字迭相为用,统元、会、世、年、月、日、时,其寓意似与干支运气历相似。周敦颐作太极图,完全歪曲伏羲据历画卦原义,是象数易的一个异端。宋代义理易学首推程颐易传,虽说义理与象数是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,但他明言“予所传者辞也”,“推辞考卦,可以知变,象与占在其中矣”。但是,不观变玩占,何由而能知何卦何辞?这种只讲观象玩辞,抹煞观变玩占的观点,显然是失之偏颇的。

    南宋朱熹作《周易本义》,在肯定程传义理价值之外,特别强调象数的根本意义,说“易本是卜筮之书,程先生只说得一理”。朱熹认为“先见象数,方说得理,不然事无实证,则虚理易差,然义理象数一以贯之,乃为尽善。”这是持平之论。朱熹又作《周易参同契考异》,重视道家易的价值,识见自是高人一等。

    清代易学首推李光地奉敕撰修之《周易折中》一书。其卷首《凡例》主张“言义理、言象数,但折中于朱子可矣”。其《纲领》三篇,结论也是“义理象数,一以贯之,乃为尽善”。此书虽偏重义理,但主张理数一体,《启蒙附论》一篇,特别肯定象数的意义,认为是“万理于是乎根本,万法于是乎权舆”。此外,李光地《周易通论》一书则以消息盈虚、观天道以修人事立说,态度是公允的。

    晚近说易,首推尚秉和《周易尚氏学》。溯流探源,立论精当,对矫正王注程传不重象数的偏弊,意义甚大。

    医易——《黄帝内经》生命哲学 象数派中最重要的一个系统是医易。中医经典《黄帝内经》的理论依据是干支运气历,这可能是由黄帝《归藏》易的原型演变而来。内经所谓“生气通天”、“脏气法时”,完全是根据“人身小天地”,即三才之道立论。战国秦越人《难经》、汉代张仲景《伤寒论》六经辩证、晋代王叔和《脉经》,以及经络学说、子午流注针法等,都是在此经典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唐代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在开头《大医精神》一章中,特别强调了医家精通术数的重要性。明代医学家张介宾作《类经图翼》及《类经附翼》,对医易汇通理论作了重要的阐发。易学象数是术数家医卜星相共同遵奉的理论,而医家列于首位。任何否定易学象术的思想,都无法跨越中医“人身小天地”的理论(参阅《从黄帝内经生命哲学看生命过程的时空模式》一文)。可以断言:黄帝内经生命哲学将成为未来世纪生命科学的指导思想。

    象数义理,一以贯之 纵观易学源流,我们可以看出:象数与义理,本来就是易学的两个层次与两项内容,各有其存在的依据与价值,没有理由在两者之间别其轩轾,作出褒贬选择。最重要的,是必须认识,哲学上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分歧,必然与自由的分歧,如何主宰着易学研究中象数与义理两派的分途发展。其中,象数派中的医卜星相等阴阳术数,又与中国人的民生日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自古及今,从未中断其影响,其存在价值不容抹煞。当然应当肯定,孔子《易传》的最高目标,是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,这是希贤希圣的境界,非经由“下学而上达”的历程不可。所以,孔子说: “君子之道鲜矣!” “知我者,其天乎!”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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